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张开宁，昆明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专业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流行病学。现任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1998—2006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生殖健康特别项目专家组成员。原卫生部改善生育健康服务项目专家。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中西部生殖健康优质服务项目专家组组长。退休后继续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和顾问，并任中山大学人类健康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及客座教授、昆明医科大学老教授协会副主席

李福仙，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启蒙 ：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

李福仙 ：张老师，您好，我们在研究会听说您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但据了解，您之前一直带领着团队在做生殖健康等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您是什么时候与民族学、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结缘，并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呢？

张开宁 ：1969—1971年的下乡经历，使我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有了初步认识。和傣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了和傣族群众朝夕相处、共同生活，这应该算是一次真正“跨文化”的人生阅历。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对我多元文化认知的启蒙，它对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影响深远。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年轻学生都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历史潮流中，我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其中一员。

1969年2月9日，不满20岁的我和一大批知青同学一同坐上了开往云南省盈江县的解放牌货车。当时整个云南的交通条件很不好，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和颠簸，我们才到达盈江县旧城镇。然而，旧城镇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位于半山区的傣族小寨子，叫作“杏丁寨”。后来才知道，这个寨子名傣语意思是“在石头上跳的寨子”，从字面上就可看出这是个石头很多的闭塞小村寨。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它上面的行政村名叫芒胆，是一个“三不通”的行政村，而我落脚的“杏丁”更是一个闭塞小寨子。到达盈江县后，我们这些从小在省城长大的年轻学生，在盈江县中学的教室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傣家乡亲父老把我们接到了寨子里。一路都是靠两腿步行，坐竹筏过了大盈江，再往山坡走上几公里，才到杏丁寨。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认定自己一辈子都会在这里扎根了。大家就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生活中，我也很快学会了犁田、耙田等农活。我们一批知青都被分到了一个个傣族老乡家。我一个人被分到一位孤寡老人万大爷家，寨子里的人都称他为“隆”，就是大爷的意思。他孤身一人，没有儿女，寨子里有一家是他的亲戚，当家人名为“老孔”，是万老人的侄儿子。“隆”对我非常好。到他家的第一天，老人家便用竹片给我搭了一张简易床。从此，我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和他朝夕相处。他只会讲一点点汉语，平常都讲傣话。于是，我便从零基础开始学习另一种文化，从傣语中最简单的“你”“我”“他”“吃饭”“喝水”开始。没有任何语法讲解，也没有任何教科书翻阅，完全是一对一“教学”。不懂的地方，万大爷就很耐心，一遍一遍地教我。在半山坡上放牛时，偶尔看到坡脚下有人路过，自己就会飞奔下去，用刚学的傣语打招呼：“某金豪艾？”如果对方听懂了，回应了，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回到半山坡上。三个月后，我基本上就能用傣语和当地群众流利地交流了。在傣族寨子的这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做农活，包括犁田、耙田等。每天早上出工前，我都会帮万大爷挑水、种菜，帮着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想往事，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家里的火塘。火塘一年四季都不熄灭，出工前会用热灰把它盖起来，收工回来后，又把它扒开，放一些竹片或柴火，吹一下，火就生了起来。接着就在火塘上烧水，煮茶喝。

云南畹町镇照相馆留影。难忘的知青岁月，走了几十公里路，为的是留下这么一张照片，用不着任何修饰，这就是当年的我

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启蒙。通过这些经历，我了解到和自己过去全然不同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傣族文化。在体验中，对这种文化从生疏到熟悉，最后变为热爱。同时，我也学到了对他者文化应有的敬畏和尊重。这种观念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涯。后来，我陆续在几十个国家工作过。对待不同的语言、族群、文化，我都能以一颗好奇、包容、接纳和关切的心，与当地人自然而融洽地相处，并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这与当年的文化启蒙和洗礼应当是分不开的。下乡的这三年，我没学过任何理论，但是，傣族乡亲让我明白了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例如，在对“森林”“昆虫”等的表达上，傣语的词汇量远比汉语丰富得多。你要形容一片树林非常茂密时，用傣语就讲“拥飘”。很多事物用傣语表达出来特别顺，翻译成汉语就非常别扭。比如犁田、耙田的时候吆喝牛的傣语，翻译成汉语就是丑话，“很脏”，而在傣话犁田、耙田的语境里面却非常正常，这种只有我们那一批的知青才能体会、理解。刚下乡时，我们的审美观念还是城里人的那一套，以白为美。在傣族寨子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完全认同了傣族人的审美，觉得近乎黑色的肤色才是最健康、最好看的。城里的干部来寨子里歇脚，晚上洗脚时，我们就会用傣语说：“呀，他们汉人的腿怎么那么白 !”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傣族人和寨子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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